0 前言
2014年9月，ABB公司在倫敦發布了一條“推出世界首臺真正實現人機協作的機器人產品”消息，一位上海高校從事機器人專業的“青椒”在其微信上發了一通感慨“09年我們就想做，從政府到企業界都得不到支持…只有等國外產品出現，才知道追趕。”青年知識分子的成材，關系到國家學術梯隊建設，也關系到科學研究出成果，科技人才出“大師”的科技興國、人才強國的香火傳承。
這是一個具體的例子，未來的路如何走，是當前許許多多“青椒”，甚至許許多多“大師”都在思考的一個問題。科技發展必須堅持自主創新，跟在別人屁股后面是沒有出路的。以市場換技術，未必能得到技術；以投資換技術，也未必能掌握技術。培育新興產業的核心是技術的先進性、前瞻性和自主權。“行成于思，毀于隨”。中國要學習先進技術，但不可總是隨。要創新，就要“反客為主”，自己干。雖然受過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技術人員的絕對數雖然已經占世界第一位，但缺少給予學術自信的條件、保護有創意思想的環境，依然是物質的、世故的，恐難出喬布斯，也難摘“諾獎”。
思想市場的交流、科技成果的轉化和知識分子的擔當，既是未來科研改革的主題，也關系到民族興衰和公民利益，值得思考和探討。
1 思想市場的交流
科學，“科學”長期以來在我國都是作為“科舉之學”的略語，作為“科舉仕途”的出現表示的是一種“入世哲學”。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經世致用”對于古代治國治學方式和民族心理觀念的引導和培養都具有悠久傳統，很實在，很直接，教統治者如何治國，教人們如何循規蹈矩地聽話、做事。儒家思想的重實用輕理性的思維方式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表現為“重實用而輕學理”。儒家思想對于中國傳統社會的知識分子有著巨大影響，知識分子將這種經世精神作為了自己所擔負的重要責任，其中也蘊含著對理論思維認識的不足。這種不足導致對基礎學科、基礎理論的忽視，對自我創造精神的不自信。
圍繞著哈密頓（Hamilton）體系的研究，國家自然科學獎中曾頒發的獎項中，其中有三個與哈密頓有關聯：馮康教授在1997年底由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授予“哈密爾頓系統辛幾何算法”，朱位秋教授在2003年底由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授予“隨機激勵的耗散的哈密頓系統理論”，以及鐘萬勰教授在2010年底由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授予“基于模擬關系的計算力學辛理論體系和數值方法”。
對于獲獎，真正的大師仿佛都不太在意，或許他們可能更期待人們對成果認識和認可的價值，同時也因為他們都具有這樣的學術底氣。其中，馮康教授獲得的是一項遲到的獎項，因為這項成果在1991年國家自然科學獎評議中評為二等獎。馮康獲悉后撤回申請。直到1997年底，在馮康去世四年之后，終于授予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雖說評獎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成果要在國外得到認可后才能在國內得到肯定，這就引發了另外一個問題，難道只能有“隨”的份嗎？
不僅“青椒”有情緒，馮康先生有情緒，鐘萬勰先生也被認為是“有情緒”的，好象錢學森先生也有疑惑，生前在多種場合不止一次提出的問題：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錢學森先生曾向總理直言：“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
“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一個錢學森之問，同樣可以存在有一百個回答。或許錢學森先生就有自己要表達的答案。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各種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基礎上的，生產的要素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和知識，和知識相對應的要素市場就是思想市場。然而“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冒不出來，冒出來也不敢去認，就是認了也仿佛比“別人”的矮三分，這是不可忽視的當今社會，對于知識和知識分子的疑惑和困境。“青椒”是當今一代力圖以知識改變命運、改造世界的知識分子，肩負著傳承知識和塑造知識分子精神的使命，“大師”期待從“青椒”中涌現出新的“大師”，是每個時代發展和每個民族進步的共同需要。科技在發展，知識的“保鮮”同樣需要與日俱進、日新月異，“青椒”未必不辣，容納來自各方不同方向的聲音，需要充滿活力的學術辯證、交流、交鋒。“青椒”和“大師”的距離，“洋貨”與“國產”的隔閡，在充分開放的思想市場里，需要給予自由、獨立的“價值”辯證、交流、交鋒，知識的“價值”由市場所決定，人才由此涌現，創新充滿活力。
無論是“后發優勢”還是“后發劣勢”，人們從來都沒有對“現代化”的追求。通過大規模的技術引進，在量的增長上，在不需要創新的領域里，已經實現了GDP的領先地位，而在新技術的產業轉型中，卻一直處于“跟隨式”的追趕中。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將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設定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如果說“四個現代化”所要面對的是中國長期一窮二白的現狀，旨在大力發展生產力，那么“第五個現代化”則是從上層建筑的層面來減少“四個現代化”在新的階段進一步發展的阻礙。
“青椒”是當代知識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他們的要求和愿望出發，去理解社會的發展和目標，就能理解現實社會的“民心、民意”。所以說，讓“青椒”實現自主的想象力，給“大師”提振應有的精氣神，是十分有必要的。當“青椒”不能用知識改變命運的時候，知識就貶值，就會發生變質；當“大師”不能用知識改造世界的時候，知識同樣貶值，就會發生外流。
2 產業革命的資源
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和實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頭戲。“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三中全會決定要求“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的改革”，其實質就是要搞清到底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還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何為“支柱產業”，何為“主導產業”，并不是簡單地由產值和利潤來決定的，與能否成為地方財政收入最大來源無關。沒有自主創新，就會失去支撐，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短視的往往是短命的，拍腦袋的往往是要命的。
基礎性軟件是傳統制造業和數值化信息產業的融合點，是推動先進制造業建設和實現現代服務業成長的基礎。上個世紀的下半葉開始，長期占據美國經濟主導地位的制造業出現整體衰退，接著一場備受國際各方關注的歐洲債務危機，幾經波折，歐元區經濟實力最強的德國作為救助計劃的最大出資方，不僅獨善其身，而且“已經揭開了歐洲一體化的新篇章”，其最大的緣由莫過于德國的制造業撐起了堅固的實體經濟基礎。教訓深刻，百年制造強國的美國政府要有所行動了，民間遞書：確保美國在高端制造業的領先地位；總統背書：啟動“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計劃。前后上下齊呼應，而計劃的實施則選擇以加強創新集群和環境建設為思路，以重點發展“發展共性設備和平臺，重構先進制造業發展理念”的數值仿真軟件系統作為切入點。這一招，看似平淡無奇，實則畫龍點睛。高明之處在與不拘泥于具體的工程行業和領域，由基礎性應用軟件開發作為鞏固高端制造業地位的實際措施，確實不失為神來之筆；將知識生產、技術創新和制造業地位緊密結合起來，一條曲徑通幽路，高端制造業的提振需要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更需要重構先進制造業的發展理念。更出人意料的是該項計劃由道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董事長兼CEO Andrew Liveries和麻省理工學院（MIT）校長Susan Hockfield共同領導實施，而由聯邦政府負責“買單”的形式，表達了由頂尖大學、最具有創新能力的制造商和聯邦政府之間建立合作伙伴關系的目的，通過構筑官、產、學、研各方的緊密合作，而以產、學為統領，力求不斷孕育知識更新和技術應用的面向市場模式創新，實現內生式聯合振興高端制造業發展的戰略部署。
埋頭拉車固然可敬，“抬頭看天”更重要。作為科學家，不僅要知道耕耘，也要懂得如何才有收獲，科學家應該也是思想者，勤觀察和會思考才能創造和體現科學的價值和能量。美國政府給世人提供了一個可以借鑒的范例。
現在，人們已經直接或間接可以感受得到數值仿真軟件系統，作為產業鏈的地位和作用正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識、所重視。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推進市場化的改革、發展市場經濟，就要對市場經濟有敬畏之心。市場是無法駕馭的，要順勢而為。“有形之手”可以促進各類資源進入市場，而“無形之手”則調控社會資源順應發展市場。市場經濟不是比誰有錢、誰的權大，較量的是思想市場的活躍程度和商品市場的充分利用，是企業創新的市場環境。
剛開始接觸CIMS時，有前輩對我說，這是“哲學”、這是“藝術”，現在我才好象有些領悟，確實是門“哲學”、是門“藝術”。軟件產品是固化的，而企業是不同的，管理者是有個性的，對于承載著社會學科的先進管理方法這項工具，更多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體現管理效果的思想，要使其成為新興戰略性產業，需要科學技術的發展，更需要社會學科的完善。要使基礎性軟件成為新興產業，CAE或許是個不錯的切入點，因為它較貼近中國人的思維能力和實現環境，然而依然有許多共性的問題存在，值得共同去探討：
●長期以來，輕視基礎研究而重視成果轉化，造成真正高新技術的嚴重缺乏，其次，知識產權保護認識不足、措施不力，更加重了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不可預見性。同樣，一項科研技術的成功，需要長期基礎研究的積淀。科研成果的轉化，需要知識產權保護措施和環境，需要走過很長的一段磨合、認識、接受和認可的路，其后才是面向市場的產業化。雖然，相比較2006年前的軟件著作權法保護，計算機軟件的申請專利保護，其保護形式和力度更加充分和有利。然而并沒有太多的科研人員對此改進有更多的關注，無疑是放棄了對于自身利益保護，放棄了知識產權的“價值”所屬。人有所長，術有專攻，各有所用。倡導科學家下海創辦企業，急功近利，無疑是經濟利益最大化的一大敗筆，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軟件開發需要資源配置，而要達到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目的，更需要企業成長和資源積累，其中重要的是要經歷一場資源配置導向的變革。市場的主體是企業，軟件企業要脫穎而出，占有一席之地，要解決好知識產權保護、商業化過程的權責界定、以及相關利益分配的契約精神和環境。或靠關系、熟人是難以長久的，范圍不廣，牽涉不少；或以代理國外軟件來維持日常運轉，利益輕重緩急明顯，難以全力從事自主軟件系統的市場化；或以體制（科研院所）編制為依托，欲進退有據，難以應對市場競爭的殘酷博殺……
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需要資金、需要人才、需要……單純比資金來源，比不過國外投資者的大把銀子；或者比人才來源，比不過軟件巨頭的高薪挖人……雖說政府扶植的專業技術公共服務平臺的方式提供一個開放式參與平臺的第一步，作為產業共性技術服務和集聚的探索，其技術路線和商業模式都是有待定型的，然而不是“轟轟烈烈、群情振奮”就能成事業的。掌握支配資源的權利，就會產生相應的干預企業的權利，就會觸及到許多大大小小官員的利益。僅從引導、扶持的口號中是難以解決培育企業發展問題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審批權應大量下放到市場，從源頭上解決政府不該管的一些事，包括給企業家自我調控的控制權，形成一個系列化的不是單獨的下放而是要完善制度，來防止以權謀私”。當做學業、做事業的滿于應付、巴結各種社會關系，哪有時間和精力去搞技術、搞企業。所以說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在于切實地推進市場化的改革以及支持市場經濟的其他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口號。”
新興產業有其自身的新業態，需要新思維。基礎性軟件開發需要人才，需要有特色的技術突破，人類的智慧，在于能化干戈為玉帛的“共存共贏”的企業制度設計，更為關鍵的是知識產權保護和商業軟環境的改善有所突破，那就是社會契約精神的建立。
現代的軟件開發，產品模塊基本上由擅長不同專長的一個小團隊完成，不同領域的各個小的團隊各領風騷，整合的是整個社會的資源。其實這不是希罕的事情，古代圣賢之道講究“中庸”“忠恕”，佛家也勸“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然而零星和分散的知識和人力無法形成合力，共同的利益需要利益的組織化，或許專業技術的學會（協會）是合理、合法匯聚產業資源的一條途徑，引導社會的參與熱情和需求，也是合格專業技術學會（協會）應有的職責。
資源是共享的，世界是圓的；知識是自私的，地球是平的。
3 知識分子的擔當
自主軟件產業建設，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體現的是一種精神。不是技術不夠，不是努力不夠，要走出囿于堅硬軀殼里的困境，需要激蕩、激震的轉型，給自己建造、尋找一個支點。知識分子搞學術研究，認為學者難以影響環境，只有做埋頭耕耘的本份，那還得陷于“屢戰屢敗”的圈子。轉型發展需有改革推動，深化改革需有轉型支持。改革是政府指導、自上而下的社會變革過程，轉型是由社會力量推動的自下而上的社會變革過程。
推動社會變革主要有來自“頂層”和“底層”的二股不同來源的力量。底層的力量是內在的原動力。每個個體，組成群體，組成基層，根據自己的利益需求，面對困難抓住機會，選擇和確定自己的行動訴求，以自己理性的選擇“合理合規”手段達到利己的目的。另一種來自“頂層”的力量則是外在的動力，政府為了適應歷史潮流，對底層的愿望和行動，給予承認、保護和完善，使得成為國家機器運載的制度和政策，以滿足和引導“社會存在”力量的“合理表達”。二股不同來源的力量需要有結合點，來共同努力推動和實施所希望的目標。
猶如工人有“工會”，農民有“農會”，作為知識分子的學者，學者有“學會”。科技專業技術學會要有作為，“首先要解決定位問題。科協不同于政府部門，既是一個平臺，匯聚政府部門、社會各界方方面面的力量；又是一個橋梁，在黨和政府以及廣大科技工作者之家起到溝通連接的作用，因此不能滿足于‘自娛自樂’”；科技專業技術學會要有地位，就要破除因循守舊的觀念，帶領科技工作者參與技術進步和改革創新，發揮技術優勢和基層作用，推動改革發展的系統性創新進步。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探討和研究“學會”新的從事制度和組織選擇，而使得成為這個群體的利益表達者，以及作為國家機關的意愿體現者，應該會包含很廣泛的普適性。再則，將其作為一顆“未摸過的石子”，可以給改革進程提供更多的理論探索和創新契機。
根據行業和領域的不同，新興產業建設從新的技術所引發，那么，專業技術領域的“學會”定位和作為就是個合適的匯聚點。“學會”承接政府轉移的社會化服務職能，將為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發揮獨特作用；同時，“學會”匯聚廣大科技學者的創新才智，將使其聰明才智有所作為，成為惠及自身利益的勞動者。在這個階段，探討專業技術學會承接政府轉移職能的可行性，顯得尤為必要。
改革需要“頂層設計”，然而沒有一個設計者能夠預先知道所有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這是因為“人們所面臨的是一個信息不完全的社會。由于任何人特別是上級部門沒有，也不可能掌握其他人的所有私人信息，從而直接地指導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會遇到很大的問題。(如果人們能夠掌握全部有關信息能的話，直接控制或強制命令的集中化決策(比如象計劃經濟)就不會有問題。只是一個簡單的優化問題)”。正是因為信息分散在無數個體當中，解決問題的辦法當然也應在無數個體中產生。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配置的直接干預，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改成決定性作用，政府機關作為國家行政機構，“宏觀調控”是“頂層設計”對政府職能和作用的定位，承載著推動社會發展和民族進步的歷史使命；知識分子，個體學者作為歷史發展階段的參與群體，以其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承擔著實現個人理想和服務社會的社會責任；專業技術學會是科技工作者之家，“學會”組織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承接著“頂層”和“底層”的二股不同來源的力量，可以營造經濟發展氛圍和發揮凝聚社會人才的社會職能。
“產業轉型”是一個關乎整體經濟前景和未來發展模式的大問題。力學是一門研究物質機械運動規律的基礎學科，源于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和在生產勞動中的經驗，與現代計算機技術結合，已經成為工程中校核設計和方案優化的科學手段。軟件產業屬于計算機領域，而CAE軟件產業，是集力學的理論研究成果，和工程應用緊密聯系，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日新月異發展，數值模擬仿真技術已經成為占據科技前沿的戰略新興產業。產業建設，從一個學科的形成到成就，我國的力學工作者，歷經四十年的前赴后繼，有過輝煌，有過低潮，輝煌的學術研究成果和軟弱的產業短板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反差，不是工程應用不需要，不是科研成果不給力，可在世界軟件產業界就是沒有亮麗的一席之地。在這其間，政府機關給予的科研立項、工程扶植等等優惠政策，可權宜之計解決不了“長遠規劃”的老大難問題。一個項目的科研攻關，往往在一個小范圍內的努力下雖然困難，但可能容易解決，然而一個產業的構建實現，往往不是憑個體的努力就能夠實現的，沒有產業平臺的支撐，個體的“夢”就不那么容易實現。要走出這個危機的怪圈，單靠臨時的突擊扶植是不行的，政策可以有結束的一天，而將其成為一項長效可行的體制機制才是保持改革穩定發展的活力所在。產業的“轉型發展”需要“創新”力來“驅動”，“創新驅動、轉型發展”，要求改革本身也要轉型，重要的是思路和邏輯要轉型。
歷史使命的抉擇，需要有勇氣和眼光；社會責任的實現，需要有技能和環境；專業技術學會的社會職能建設，需要一種能夠承上啟下，使得“創新驅動、轉型發展”有足夠的創新動力，以足夠的智慧和耐心，拓展學會功能，把專業技術水平和新興產業建設結合起來，提升服務能力，達成利益共享的改革軟實力。政府要正確引導和規范公民參與。因為公民參與是集體行動，即使有良好的動機，如果沒有統一的組織領導，公眾的行動也可能會失去控制。在公民參與中，每個人的動機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沒有很好的協調，參與者之間也可能發生沖突和矛盾。
圍繞“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總體戰略，專業技術學會承接政府轉移職能中的“規模化、專業化、集約化”特點，“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或許是專業技術學會尋求發揮“有所作為”的突破點。科技專業技術學會的參與，是當代知識分子承擔歷史擔當的一條途徑。政府通過與科技專業技術學會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系，也是“最大限度地協調公民之間以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各種利益矛盾”，是實現社會資源最大化的“帕累托最優”。
4 結語
“從吊絲到蟻族，一個國家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如果長期處于邊緣化的生存狀態和社會心態，有損年輕人對社會、體制和國家的向心力。”知識分子的訴求和彷徨，是流淌的能量，激發其能量，充分發揮其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的作用，既是改革的需要，也關系到轉型和每個人的根本利益，容不得半點猶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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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2014產品創新數字化征文：經歷和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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